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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娱乐场备用网址 - 冯雪峰回忆潘汉年、刘鼎等“特科”生涯

2019-12-25 10:11:08 4983人参与  498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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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娱乐场备用网址,1982年中央在为潘汉年平反文件中指出:潘汉年同志一九二五年入党,早年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参加过红军长征,以后长期做统战工和情报工作。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工作卓有成效,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右一为陈云,右二为潘汉年)

一位研究党史的学者说,在他整理编写上海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史时,翻阅材料,在许多材料中都碰见潘汉年和冯雪峰的名字。

冯雪峰同志 1968年3月2日的回忆材料说:

据我所知,潘汉年在31至33年上半年都在上海。

30年时我知道他是中宣部干事,大概30年底他调到中央军委去工作,直到33年下半年他离开上海时为止,他大概都在军委下工作。这期间他同文化系统没有工作上联系。

他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大概是在33年9月至10月间(那时他正到“福建人民政府”去做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瑞金(33年12月底我到瑞金时听说潘已到瑞金),34年10月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35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去取得联系——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从红军中出来到莫斯科的途中是否经过上海,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我也不清楚。根据我现在估计,他从莫斯科回到香港时大概是36年4至5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去同他取得联系是在36年6月间,他从香港到上海,随即到陕北中央去是在36年7月上旬,他从陕北回到上海是在36年7月底前后。他回上海后即成立上海办事处,以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为重。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此后至37年,他都在上海。我于37年9月离开上海办事处工作,于12月间离开上海,那时潘仍在上海负责办事处工作。

刘鼎,在36年前我确实没有印象,我只记得在36年大概6月下旬或7月初在上海同他见过一次面,在37年1月在西安也可能见过面。此外在36年下半年在上海我有没有见过他,我总追忆不起确实的印象来。我只记得他姓刘,刘鼎这个名字是一两个月前来调查36年时上海同西安之间的交通情况的同志对我说了之后,我才弄清楚的。

刘鼎带了中央关于“两广事件”(即36年6月间李宗仁、白崇喜和陈济棠假借“抗日救国”口号联合反蒋事件)的指示到上海来找到了我。这些天一次一次回忆之后,可以肯定在36年6月下旬或7月初,也可以肯定当时潘汉年还没有从香港到上海。刘鼎当时到上海怎样找到我,我 已经不能确定地记得,我一向留下一个印象是他在内山书店留一信转给鲁迅,即由鲁迅转给我约我见面的。但其中用什么信号,我怎样同他见面就相信他,我都已不记得,我只确定地记得我借了鲁迅家楼下同他见面,也即在鲁迅家楼下,他对我传达了中央关于“两广事件”的指示的。这一点我是记得确定的,连他当时穿的灰白色料子的制服和他的样子,以及我同他两人对坐在长餐桌两旁的情景我都留有印象。

(左二为刘鼎)

这次我记得只同他见过一面,他当时是否已回西安,是否在上海停留几天,以及是否同夏衍见面或在上海等潘汉年,我都已追忆不起来。但他转来传达中央关于“两广事件”的指示,我在稍后转告过潘汉年,这是我确实记的。当时我借了鲁迅家楼下同刘鼎见面。只有我同他两人,没有潘汉年在一起,这是我记得完全确实的。以后,我再也没有借用鲁迅家同刘见面的事,更没有同潘汉年两人借鲁迅家同他见面的事。据我所知潘汉年个人也从未有过借鲁迅家同人见面的事,潘汉年同鲁迅关系并不密切,他也不会贸然去借用鲁迅家,如果要借,他也不一定叫我去借。在当时情况下潘汉年要同刘鼎见面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借鲁迅家,另找地点并不困难,我当时借用鲁迅家,也只是因为一时的方便,并不是非借用鲁迅家不可。

(冯雪峰一家与鲁迅一家)

36年4月底我到上海后,记得第一次写报告给中央是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即在我送李杜到巴黎去之后和我到香港去同潘汉年取联系之前。这时可以肯定我已知道在西安约联络地点(即转报告给中央的地点)。但我从去年以来一次次回忆,直到现在,总是追忆不起我怎么知道西安的联络地点的,是西安方面派人到上海来告诉我的吗?但我追忆不起在我第一次派交通(周文)到西安去之前,西安方面曾有交通到过上海来的印象。我现在一边回忆,一边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很有可能我第一次派交通(周文)到西安去,就是叫他到西安去找那个禁烟委员(这可能就是中央对我约好的最初联络处),再由他转给在东北军中的我们的联络员或当时在西安已成立的联络站的。

在刘鼎36年6月下旬或7月初到上海来找我之前,可以肯定我已第二次派周文到过西安。这大概是6月中旬或6月20日左右,已在我从香港回上海的时间之后,我派周文送信件到西安转中央,主要是向中央请示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上联系的事情。因此刘鼎6月下旬或7月初到上海找到了我,除了把中央关于“两广事件”的指示带给我以外,中央要潘汉年马上到陕北去和叫我送斯诺进去的指示,可能也就是刘鼎在这一次带给我的,只是我记不清楚罢了。总之,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而后到西安去的时候,上海方面已知道西安的联络地点是可以肯定的。

刘鼎同我在鲁迅家见面之后,有没有留在上海等潘汉年我不清楚,在上面已说过,在我印象里,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我在鲁迅家同刘鼎见面之后,没有在几天之内同刘鼎再见面。

36年6月下旬或7月初刘鼎怎样找到我,我现在想起,中央可能告诉他到内山书店留信转鲁迅可找到我(这是我从瓦窑堡动身时对中央说过的)之外,还有两个可能:1、周文已两次到过西安,可能他已同刘鼎在西安见过面,约过在上海的联系方法,所以当时他先去找到周文,由周文转告我的。2、也可能刘鼎到上海先找夏衍,夏衍告诉他在内山书店留信给鲁迅可找到我。

37年1月间我到西安去过,又到延安去过,好像在西安也见到过刘鼎,只是我已经记不很清楚。我到西安见到总理,总理同我谈话,并住在总理办事处,我记得别人没有同我谈过什么,同刘鼎好象也只是见过面,没有谈过什么问题。

在这之前,大概在36年10月间鲁迅逝世前后,我好象在上海见到过刘鼎,但我总是追忆不清楚。

刘鼎同潘汉年在36年之前已经认识的事情,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36年7至8月间上海办事处成立后,西安同上海之间的联系都掌握在潘汉年手里,从这之后,刘鼎同潘汉年有什么联系和关系,我不知道。

(三十年代刘鼎)

潘汉年叫我到南面郊区一个很静僻的(x园)地方(地名已忘记,内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没有借成)的事情,是在36年8月间(广西反蒋事件已失败的时候)。潘汉年要借飞机做什么用,我总追忆不起来,可能是他当时就没有明白告诉我。这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7月间)之后。这时刘鼎是否来上海,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些天竭力回忆也追忆不起这时我见到刘鼎,或潘汉年对我说起过刘鼎来上海的印象来。

刘鼎同夏衍认识,并且很熟我过去完全不知道,在36年之前他们已经认识,我在36年时也不知道。36年6月下旬或7月初刘鼎到上海来找我时,他也找到夏衍,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夏衍当时有否交报告和建议一类书面东西给刘鼎转中央,我确实不知道。

我自己则从36年4月底到上海后,从未收到过夏衍或周扬给我的报告或建议的书面东西,不管是给我自己的或要我转给中央的。

(三十年代夏衍)

(潘汉年与夫人)

上海办事处成立之后,上海同中央的关系主要都由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联系的(37年6月刘晓到上海成立江苏省委后,刘晓当然自己同中央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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